第四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本位”(一)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后,美元取代黄金,扮演了全球货币体系中的恒星角色。如果这种货币框架能够持久持续下去,就离不开一个假设,即美元必须继续保持其无可匹敌的地位,就像黄金一样,在任何地方以及任何环境下,都能被广泛地接受。对于这一假设,很少有人会在脑海中略作停顿予以质疑。但是,除非这一优势能够传之万世,否则就没有理由信以为真。

但是,这个假设根本就没有可以成立的根基。因为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基于这样一个主要的目的,即帮助战后的欧洲和日本走上正轨,以便一起对抗前苏联。一旦这个目标达成,那么情况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快速发展的欧洲和日本的工业设施,对美国工业构成了竞争态势,同时这些地区均吸引了美国的投资。结果,美国用以花费在进口品方面的钱财越来越少,并且在外国不断投资,直至美国的黄金库存降至它原先的储备水准之下;而美国对外则债台高筑。这一切使得美国人的支出难以为继。

美国人对外援助显得十分慷慨。欧洲和亚洲按着预定的计划,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复兴。高额的利润驱使数目庞大的私人资本跨越大洋,从美国流向海外数以千计的企业,并且将日益繁多的外国商品引入美国。美国承担了空前的国际经济援助,发起了国内大规模的社会项目,承担了与前苏联进行冷战的大部分资金,并且还在朝鲜和越南打了两场失败的战争。

美国的这些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显露了出来。从1950年到1958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大约在220亿美元左右,而到了1958年末和1960年末,则减少了30亿美元之多。同时,美国在海外挥金如土。外国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以及所持有的美国短期国库券,从1950年的仅仅8亿美元,上升到1960年的20亿美元。如果外国人同时决定将他们持有的流动性美元资产兑换为黄金,那么,美国的黄金储备将快速见底。

另一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引人关注,那就是,当美国的工业产品不得不与工资成本较低的外国产品竞争时,美国就会面临就业机会减少的危险。大卫麦克唐纳(当时的美国钢铁工人协会主席,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委员),不仅打算修改《购买美国货法案》,而且打算废止它。作为交换,麦克唐纳希望通过《社区援助法案》,以帮助那些因同外国竞争而使其收入下降的公司、工人和城镇。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把他的提议写入委员会的报告中,但是却把它写入了《一周思想动态》里。有几位委员抱怨说:生活的本质就是变化,新技术与新型工业中心的发展使各家公司及其员工都一直处于危险之中,没有理由对那些从国外接到坏消息的人予以特殊照顾。但是,委员会没能将麦克唐纳的想法完全抹杀掉。

工作人员的稿件里曾经简略地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委员会的报告中却没有记入该观点,并且后来再也不可能在行政机构的文件中见到它了。布雷斯特经济学家们说,目前的黄金价格太低了,其他各种东西都比1934年贵了一倍,而一盎司的黄金仍然只值35美元。以至于人们几乎没有积极性去勘探金矿,只有效率较高的金矿才能进行生产。

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被冻结的黄金价格已经孕育了“特里芬两难”的种子。在国际贸易不断扩张的年代里,外汇体制要求黄金的数量或者价值增加,或者是更广泛地使用那些关键货币作为储备。对英联邦国家、英帝国残余的殖民地以及苏伊士运河以东各种各样的酋长国和王国来说,英镑有这样的地位,完全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货币可用。在缺乏额外黄金的情况下,世界储备的增加必然意味着美国海外美元持有量的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储备增长是虚假的:既然美国同意随时将外国官方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那么外国储备账户中的美元就是对美国黄金的要求数。

于是,当国际货币体系遇到麻烦时,这些美元就很可能会被兑换为黄金,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就消失了。到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时为止,美国连年的国际收支赤字将使外国货币当局获得100多亿美元的储备,并且外国私人持有的美元数量几乎也有这么大。大多数持有美元的外国货币当局都深信,美国会应外国官方的要求按照先前确定的价格把美元兑换为黄金。

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在1960年的开创性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中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美国政府很难同时满足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需求与维持美元汇率稳定。要满足全球经济增长对全球货币(全球流动性)的需求,美国必须通过经常账户赤字来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而随着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扩大,美元贬值的可能性开始增大。在这种背景下,其他国家央行与投资者纷纷用手中的美元向美国央行兑换黄金,从而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不断流失。而只有将黄金作为美元的后盾这一核心前提才能保持美元币值的稳定与坚挺,而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

特里芬的观点无疑给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下了病危通知书。虽然凯恩斯将黄金这个“野蛮的遗迹”封存了起来,但对于多数国家和民众而言,当对纸质货币失去信心的时候,黄金就会再次回归到人们的视线。当时的匈牙利国民银行副主席亚诺斯费科特准确地描述了这一问题的症结。他说:“世界上大约有300名经济学家抵制黄金。他们听从凯恩斯的理念,认为黄金是野蛮时代的遗迹。但不幸的是,世界上有30多亿人信任黄金。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这300人如何才能使30亿人相信这种观点是对的?”

这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但这个悖论更让其他国家头痛。当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且至今无法改变时,使用并保留美元储备的大量国家也就无可奈何地被绑架到了美国经济的战车上,要想保住手中美元的价值,就必须全力支持美国经济的繁荣;保留的美元越多,支持的力量也就必须越大。正是由于美元这样的特殊地位,各国对于美元都具有天然的敏感性,其升值或贬值只要超过某种水平或程度,就会带来种种紧张甚至恐慌。在没有相应对策选择的情况下,各国也就大多无可奈何地加入到了支持美国经济的阵营中来。有些国家甚至直接将自己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升贬同步操作,以求本国货币价值稳定,并试图由此产生一种稳定美元的作用,从而在支持美国经济中稳定本国的经济。

举例来说,当美国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很大时,大量美元的流出便形成了他国的更多的外汇储备,许多国家通常会将这种储备再投资到美国,以弥补美国经常项目下的亏空,从而支持美国经济的增长。一般来说,美国人大量进口国外的商品和服务,造成经常项目下的赤字,也有美元强势的原因美国人愿意买国外的便宜货(相对于美元价值而言),外国人则愿意保留价值稳定且高汇率的美元。这时,外国人将美元储备投资到美国也有经济上的合算性,因为强势货币下利率收益水平相对较高,投资有利可图。因此,美元储备较多的国家,不仅看好美元的强势,也必定会支持美元的强势。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关联性,甚至有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外经常项目下的亏空是不值一提的,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然而,如此美好的关联性是寄托于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当美国人更多地从国外购买商品和服务,从而使本国经济增长乏力时,经济增长的弱化就必定导致美元贬值。相应地,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就必定走上美联储的决策议案,进一步加大美元贬值幅度,并迫使国外投资撤退,这就可能导致美国经济不稳定的一面。这时,美元储备量大的国家,虽然不愿意投资到美国,却又担心美元贬值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不得不出手援助,支持美元价值的稳定。所谓他国对于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既恨又爱的情绪,在此体现得极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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